《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英语：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最出名、也是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

内容概要：

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1572－1620年），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明神宗开始亲政，他贪财征税，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又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国本之争使他以不上朝及怠政作为与大臣的对抗。

万历十四年（1586年）后，神宗开始连续不上朝，期间长达三十年，史称万历怠政。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也没有宦官、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朝鲜之役、女真入侵辽东和梃击案，神宗都有反应及参与，表示他还有看奏章，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一般史家认为的明朝灭亡之起点，如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二十年（1592年）长达六年的援朝鲜之战，万历三十一年间的“妖书案”，接下来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起的“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等。与这些年份相比，万历十五年（1587年）虽然有海瑞、戚继光的去世，但终究只是无足轻重的一年，也即如其英文版的书名：无关紧要的1587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但黄仁宇提出与其他史学者不同的看法，指出此一年似是天下盛平，无重大动荡，实际上可能却是明朝发展至尽头而步向灭亡的一年。黄仁宇引用典籍，特别是《神宗实录》，就此年中发生的立储之争和一连串使万历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作分析，研究发生在万历帝身上的变化。黄仁宇指出，虽然最后万历帝在种种问题上妥协，但他由此怠政三十三年，可能是他对抗无效之后，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方式。由此可以理解，明朝的皇帝表面上是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但终归也要受到传统文化和文官集团的掣肘。

另外书中还提到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也是受到传统文化的掣肘，而得不到有意义的发展。对海瑞，黄仁宇形容“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对戚继光，黄仁宇评“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而对李贽，黄仁宇也评说李贽不过是反映明朝在儒家伦理文化趋于僵化下，思想界的苦闷和困局。

万历怠政 万历怠政，是指明朝明神宗当政期间的怠政现象[1][2][3]。明神宗的长期怠政主要是执政中后期，因其对政事心灰意懒，加上久病不愈无法处理政事，造成了其长达30年的怠政。数十年的怠政造成当时明政府政务废弛的现象，在女真族兴起并侵占明朝东北领土、扩张势力的同时，明神宗依然称疾不上朝，是导致明朝逐步步向灭亡的原因之一[4]。

楚宗之乱，是明神宗万历年间的四次政治案件，是一场由于国本之争引起的一连串东林党争事件，即两次妖书案，两次楚藩案，又称二书二楚。

楚藩案，是明朝万历年间楚国（楚藩）发生的两次事件，即“楚太子案”、“楚宗劫杠案”，学者常认为这是妖书案斗争的一部分，细节可分为“二书二楚”四大案，即“第一次妖书案”、“第二次妖书案”、“楚太子案”、“楚宗劫杠案”等四案。

明末三案 明末三案，是中国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总称。这三起事件引发了满朝士大夫互相侵轧，故有“三大案”之称。事实上早在三大案之前，明神宗万历年间还有二书二楚四案，即两次妖书案，两次楚藩案，这些案件表面上的问题都是所谓的“国本之争”，但实际上是激烈的东林党争，直到南明灭亡为止。

东林党争 东林党争是指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以及其他政坛派别之间的争斗，“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1]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统称为齐楚浙党（后多加入阉党），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